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要健全穩定支持機制，大幅增加投入……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強調了基礎研究。

“國家這幾年對基礎研究確實非常重視。”全國政協常委、中科院院士袁亞湘激動地表示。他以所在學科為例說，“數學和應用研究”成為科技部近期部署的“十四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之一，“未來5年會投入15億元人民幣，這個力度非常大”。

不僅如此，從2019年至今，我國已設立13個國家級應用數學中心。

“這說明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已經不用再贅述，我們要進一步思考，‘十四五’及未來更長一段時期，怎么將基礎研究做得更好。”袁亞湘說。

“我國創新正處于從量的積累向質的突破轉變，如何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優化支出結構，提高基礎研究質量和效率，增強原始創新能力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呂薇代表向科技日報記者表示。

引領未來 錨定基礎研究戰略導向

“我們的基礎研究需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首先是如何把構建引領未來的能力，作為我國基礎研究和科技創新的戰略導向。”國家納米科學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趙宇亮委員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同時要盡快改革我國基礎研究行政管理和科研實施長期以來以“戰術”應對“戰略”的思維模式。

趙宇亮舉例說，納米科技是一個典型的底層科學技術，愛思唯爾的分析報告顯示，過去20年，全學科共有960個最顯著的前沿基礎科學研究方向，89%與納米科技有關。納米科技輻射面很廣，支撐很多學科交叉領域的創新發展，創新能力正處在需要發力超越的坡道上。

“我們希望國家實施持續穩定的政策，把對基礎研究的持續投入作為國策，把納米科學技術作為一個支撐國家前沿科技的底層技術創新發展的平臺學科來建設。”趙宇亮說，從政策制定者到科學研究者，樹立長期戰略思維至關重要。

對此，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原主任、中科院院士楊衛委員說，新時代的基礎研究要突出動力性與支撐性、前瞻性與引領性、融通性與顛覆性。他認為，這些正是國家在制定基礎研究相關規劃時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科技界一直在呼吁對基礎研究有個總體規劃。”楊衛說，正在研究中的“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因此備受關注。

“要特別注意的是，給基礎研究做規劃要盡量解決幾個難題：對成功率的判斷、找誰來做規劃、規劃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檢驗規劃的有效性。”楊衛說。

“基礎研究的特點決定，我們很難對某個具體研究項目提出具體、詳細的指標，或是預見其發展，所以，對基礎研究的計劃，應主要從規模、機制和能力上進行規劃，比如再過十年我們的基礎研究投入要達到多少，而不是詳盡具體的科學目標。”楊衛強調。

投入年年增  “少”的部分怎么補

正如楊衛所說，基礎研究投入也是科技界關注的重點。

在此前的國新辦發布會上，科技部基礎研究司司長葉玉江透露，“十三五”期間，我國的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基本上增長了1倍，增長幅度是2位數，達到16.9%，2019年達到了1336億元，占全社會研發支出的比例首次突破6%。國家統計局近日發布的公報顯示，2020年基礎研究經費1504億元。

“盡管目前我國研發(R&D)經費支出居全球第二，但基礎研究投入比重相對較低。基礎研究占R&D經費雖然突破6%，但和國際上一些科技大國和創新型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呂薇認為。

可喜的是，李克強總理強調，要大幅增加投入，今年中央本級基礎研究支出將增長10.6%。

“要多渠道增加基礎研究投入。”呂薇呼吁，要適度增加財政R&D支出中的基礎研究比例，特別要鼓勵地方政府增加基礎研究支出。同時，鼓勵和引導有能力的企業增加投入。

在呂薇看來，目前，我國部分企業進入行業技術前沿，開展前沿技術創新迫切需要基礎研究支撐。她認為，一方面，應提高企業基礎研究支出的所得稅加計扣除比例，鼓勵企業增加基礎研究支出。另一方面，支持企業參與國家重大科研計劃，加強產學研合作;進一步擴大企業聯合基礎研究基金規模，鼓勵社會力量直接捐助或成立基金支持大學、科研機構的基礎研究。

九三學社中央在《關于強化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導向作用 推動企業開展基礎和應用研究的提案》中表示，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是國家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的一項重要政策措施，但仍存在精準性不夠，導向性不清的問題。

該提案建議，采用更加精準、結構化的加計扣除政策組合，鼓勵企業特別是龍頭企業開展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將企業用于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研發支出加計扣除比例提高到150%，拉大其與企業試驗發展75%扣除比例之間的差距，形成引導企業加大基礎和應用研究的明確導向;提高科技型中小企業加計扣除比例，將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加計扣除比例從75%提高到100%，等等。

科學評價 呼吁分類管理和穩定支持

呂薇還強調，自由探索的基礎研究和需求導向的基礎研究目標不一樣，在管理上也要有所區別，要堅持穩定的長期支持。

袁亞湘院士對此深有同感。他說，純自由探索的基礎研究(如數學、理論物理等)往往不適合組織大的團隊，不宜寫出明確的研究目標和技術路線，通常很難得到大項目的支持。由于學科特殊性，基礎學科需要在經費上得到與其他學科不一樣的支持。

他建議，在人才評價、學科評估、項目評審中，應充分考慮各基礎科學各自特點、采用各學科國際通行做法。對不適合組建國家實驗室的基礎學科領域(如數學、理論物理等)，建議根據其學科特點布局相應經費支持形式。

“選擇少量高水平的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科研院所給予長期、充足經費支持及充分學術自主權，將其建設成國際著名科研機構。”袁亞湘說。

中科院院士周忠和委員同樣強調了穩定支持的重要性。“比如說，對管理運行機制問題相對較少的學科類國家重點實驗室，應以穩定與提升規模為主，重點是要穩定基礎研究的優勢力量，保持基礎研究總體向好的局面。”

考慮到國家重點實驗室30多年的探索和積累的成功經驗，現有規模與我國科技快速發展嚴重不相稱等現狀，周忠和還建議，未來5年，對學科類國家重點實驗室，應當毫不動搖地給予大力支持。

(操秀英 劉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