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針對我國超過1萬名科技工作者的調查數據顯示：有24.0%的科技工作者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抑郁，其中6.4%的科技工作者屬于高風險人群;有一定比例的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焦慮，其中部分科技工作者屬于中重度焦慮。

這份數據來自中科院心理所最新發布的《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該報告作者之一、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陳祉妍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近十年間即2009年、2017年和2019年進行的3次調查中，科技工作者的抑郁水平呈逐漸升高趨勢;近兩次的調查中，科技工作者的輕、中、重度焦慮問題比例也均在上升。青年科研人員“心病”問題亟待關注。

中級職稱科技工作者焦慮程度最高

作為青年教師，33歲的李銘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有著清晰的規劃：40歲前一定要拿到教授職稱。他自己心里盤算著：“如果以后我想做博士生導師，必須盡早評教授，否則未來很難拿到國家級的項目，或者發核心、典型的C刊。”

因此，工作5年來，一到寒暑假，他就把時間利用起來做科研項目。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最近的他有些焦慮。

在去年副教授職稱評定中，這位來自湖北某高校的青年教師“敗下陣來”，全校80余名不同學院老師同臺競技，他是學院綜合評分第一名，本以為志在必得，卻在評委投票環節因未能拿到理想成績而落選。

“時間緊迫，我要盡快在核心期刊發一篇論文，不然就趕不上下半年評職稱了。”李銘說。按照學校規定，今年他如果繼續參評職稱，就要在去年的基礎上增加新的學術成果，不能拿過去的“重復參加”，這讓他感到“焦慮”，“正是評職稱的關鍵時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今年4月，他申請了3個項目，博士后導師也催著他趕緊交文章。那時正逢學校組織體檢，這位1987年出生的青年科研人員收到了“血糖偏高”的結果。從那以后，他便督促自己每周打籃球，鍛煉身體。

《報告》顯示，一些科技工作者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焦慮，其中，中級職稱的科技工作者焦慮水平最高——有14.5%的人可能有中度焦慮或重度焦慮問題。

李銘就是“最高”之一。這些被“爆炒”的壓力，主要來自兩方面：一部分來自內部，自我期待;另一部分則來自外部，學校高要求。

以李銘所在學校為例，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不僅增加了評職稱的難度，也提高了年終考核的門檻。以往每年只需一個左右的省級項目即可達到“及格線”，如今要至少拿下兩個省級項目才算合格，“而且對核心期刊的要求更加具體，直接劃線到了排名的前30%左右”。

《報告》對科技工作者工作特征的維度進行細致研究，發現抑郁和焦慮與工作壓力呈正相關，工作壓力越大，抑郁和焦慮水平也越高，而其他4個方面如技能發展、決策自主、同事支持和上級支持均與抑郁和焦慮呈負相關。

科研起步階段最難

另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師劉爽，則面臨科研成果的“限時任務”。入校時，學校和她簽訂了協議，3年期間完成規定任務，才能轉為事業編制，否則面臨被辭退的風險。

“問題在于，起步太難了。”劉爽說。對于青年科研人員，一年到手的科研經費兩萬元左右，搭建實驗平臺，買實驗設備，隨便一個儀器就要三四千元，好一點的動輒上萬。她只能緊巴巴地過日子，自己去找靠譜的供貨商，市場比價，盡量買最便宜的東西，“這都需要時間”。

在她看來，只有平臺搭建起來，才有更多的時間放在科研上，“有些器材沒有，你不得不放棄這個課題。就算勉強能完成項目，也做不到很精確。”

在辦公室里，她偶爾和系里新老師聊天，發現不少同齡人都有類似焦慮。新入職的老師一沒平臺，二沒人手，更多處于單打獨斗的狀況。

陳祉妍說，適度的焦慮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促進有效解決問題，而過度的焦慮則會造成身心的痛苦，給學習和工作帶來較大危害，甚至會造成正常社會的功能受損。

李銘明白，做科研是一個很苦的事情，需要長時間的積累，等待一瞬間的爆發。外部的環境壓力加速著他的成長，“某種程度是推著我往前跑”。

不過，他有時候和老教授聊天發現，這似乎是“青椒”“青稞”成長的必然規律，30歲左右博士畢業，中間10年要集中解決房子、配偶、小孩等問題，等這些生存問題解決后，才能真正安穩下來，人才能平靜下來。

“實際上從30～40歲，對青年科技工作者來說是一個非常煎熬的階段，打好了基礎后，過了40歲，事業慢慢有起色，焦慮、壓力可能就自然消失了。”李銘說。

《報告》也佐證了他的觀點：焦慮水平相對最低的，是正高職稱的科技工作者。

科研教學生活角色需要平衡

劉爽是剛入職高校的新教師，上完大學第一堂課，她給朋友發了個信息，寫著：英語說得嗑嗑巴巴，被督導逮了個正著。接著，她發了一連串的省略號。

“現實打了我一耳光。”她心里愧疚，“再多給一點時間，我是能把課講好的。”

她所在的學院正缺人手，新教師還沒參加完入職培訓，領導就給她布置了任務：下周就得去給留學生上課。加班加點，她做完了PPT，第一次給學生上課緊張，加之英語不熟練，就有了這樣的結果。

新人有科研考核任務，教學量也大。她曾在學校里碰到一位同事，臉色慘白，一問才知道一個星期每天都有課，而且都是最前沿的課程，需要耗費大量的精力去準備，“只能拼命地干，拼命地備課”。

除了科研、教學壓力，來自家庭生活的壓力，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情緒。

據北京某研究院王強觀察，身邊有女同事剛生完孩子不到一年，因工作項目原因，經常去外地出差，最頻繁的時候一個月有3個星期都在外地，“有時候明顯感覺她情緒不高，心里裝著事兒”。

海琴是一位有個1歲多大寶寶的“85后”科技工作者，她最大的壓力是來自孩子的教育問題：自己長期在外做科研項目，一個月最多回去一兩次，家里老人負責照看孩子，可晚上一關燈小孩又哭又鬧，老人管不住，小孩有時到11點多還沒睡覺。

“孩子從小需要父母的陪伴和引導，但我的工作沒辦法讓我常在她的身邊。”海琴說。

對部分科技工作者而言，繁重科研任務和日常家庭生活的平衡出現了偏差。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科研團隊對1310名科技工作者進行小規模的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工作對家庭的消極影響，還是家庭對工作的消極影響，都與科技工作者更高的抑郁與焦慮得分正相關。

需加強心理健康素養知識和技能的普及

《報告》直觀地反映了部分科技工作者的心理援助心聲：接近八成的人認為應該定期做心理健康狀況監測;58.9%的科技工作者愿意參加心理健康普及活動;71.6%的科技工作者愿意接受心理咨詢。

博士期間，劉爽留學時了解到，在國外有的大學里采取了三級心理干預方法，如果你來求助，第一層給予心理上的疏導，如果精神上無法幫助你解決問題，他們還會成立調查小組，去所在院系調查，甚至會對領導進行處分。

“在國內，我們沒有對科研人員成立專門的心理輔導室，或者心理咨詢師不甚專業，很多人不會主動去尋求心理咨詢。”劉爽觀察，身邊同事排解壓力的方法更多是和朋友傾訴，或者打球運動。

她曾和同事探討要不要去學校心理咨詢室“看看”，得到的回復竟出奇地一致：去了也沒用，如果真把自己壓力告訴了學校心理師，萬一被說出去，搞不好要得罪領導。

陳祉妍說，科技工作者普遍更愿意通過網絡平臺和綠色通道進行心理咨詢，這種形式可以與自己單位保持相對獨立，與《報告》發現的科技工作者對心理和情緒問題存在污名化和誤解、對使用心理健康服務存在顧慮的結果是一致的。

《報告》發現，70.3%的科技工作者感到無法便利獲得心理健康服務;40.6%的人認為費用構成使用心理服務的困難;約一半的人害怕看完心理醫生之后被同事誤解，還有近六成人表示自己“不能判斷何時去求助”。

劉爽建議，可以在學校或者科研機構與行業權威的心理咨詢師合作，利用名氣增加被咨詢者的信任感，“有抑郁癥狀的科研人員無法自我排解時，還是會傾向于尋找權威專家的幫助”。

如何為青年科研人員心理“減負”?

《報告》提出，要完善心理健康篩查和檢測機制：為篩查出的高危個體提供就診和轉診指導，避免出現延誤干預和治療時機;此外還可以從科研環境來改善，如加強團隊支持，對于工作制度、環境客觀條件進行改進和調整，營造關愛與支持的環境、氛圍。

陳祉妍還建議，加強心理健康素養知識和技能的普及。她說，基于科技工作者的服務需要，在“知”的基礎上，也要重視“行”的培養。對有助于提升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素養、促進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的心理技能，如可以提升自我效能感、有效的情緒調節策略、及時緩解壓力等一些行之有效的具體方法，可以開展相關培訓，開放學習資源和機會，讓科技工作者可以掌握科學的知識和技能，有技“傍身”，從而保護自己的心理健康。(應采訪者要求，李銘、劉爽、王強、海琴均為化名)

(見習記者 楊潔 記者 邱晨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