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7月20日晚11點，全國影院總出票15.2萬張，票房共計351.1萬元，其中，新片《第一次的離別》的綜合票房就占了144.62萬。當日總體場均人次大概在20人左右，上座率不足20%。

我窮畢生之力，輕叩那個夢幻世界的門扉。

—[瑞典]英格瑪·伯格曼

“今天為什么這么早就醒了，在床上想了半天，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20號，今天電影院可以放電影了。”7月20日清晨6:41，著名導演賈樟柯發了條微博。

因疫情關閉近180天后，低風險地區影院終于重啟。

上午10:20，家住廣州越秀的東仔抵達佛山禪城區的方進巨幕影城。“廣州雖然也有影院今天排片，但基本上都在下午。我等不及，坐了一個小時的地鐵來佛山看。”東仔自稱是電影“重度中毒患者”，每周不進一次電影院就渾身不舒服。

這原本也是影評人羅罔極重返影院的日子。

1996年出生的羅罔極，身患脊髓性肌萎縮癥(SMA)，除了頭和手，其他身體部位都動不了。電影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看完《萬物理論》，我明白原來就算全身只有眼睛能動，也照樣可以探索宇宙。”從此，他堅持坐輪椅去電影院。

7月20日這天，羅罔極原本準備帶工作室的小伙伴們一起觀影，“就算是爛片也行”。但由于北京還有兩個中風險地區，目前所有電影院暫不開放，他的計劃擱淺了。

2000公里外，電影開場前5分鐘，東仔想起了自己的前女友。“上一次看電影還是1月18日，和她一起看了《鯊海逃生》。再回電影院，我已經是單身狗了。恍如隔世。”

人生的片段，電影的魔力。10:30，方進巨幕影城4號放映廳的燈光如往日般漸暗，電影開場了。

久別重逢

黑暗中的4號放映廳，坐著12位觀眾。

開場前，這12人由工作人員帶領入場。一對情侶試圖坐在一起，隨即被工作人員勸散。

銀幕上放映的是《照相師》，一部講述深圳改革開放40年巨變的獻禮片。整個放映廳異常安靜，沒有手機屏幕的亮光，沒有人咀嚼爆米花，沒有人吸可樂。開場后5分鐘，工作人員再次進場，重點檢查那對情侶的位置，見兩人保持分隔狀態，靜靜退場。

銀幕重啟不易。

7月16日，國家電影局發布通知稱，低風險地區“在電影院各項防控措施有效落實到位的前提下”，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復開放營業。影院復工需滿足以下要求：全網絡實名售票;交叉隔座，距離1米以上，上座率不超過30%;每日排片時間減半;單片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原則上禁止售賣飲料零食，影廳內原則上禁止食用食品。

條件眾多，但依然擋不住電影人的興奮。《我不是藥神》的導演文牧野形容，“飯都更香了”。

7月17日下午5：40，成都和平電影院售出全國第一張電影票。19日下午4點左右，番禺萬達影城售出復工后的第一張電影票。20日上午，當日唯一場次全部售罄。

時代周報記者檢索網絡售票平臺發現，7月20日當天上映新片的電影院屈指可數。新片《第一次的離別》《璀璨薪火》，只在CGV影城(永旺店)和平安大戲院有排片。其他大部分電影院，上映的是《誤殺》《尋夢環游記》《戰狼2》等熱門老電影。

復工放映的第一部電影，番禺萬達影城選擇了《柔情史》，售價6元。這在官方推出的“5元觀影”活動之列，其余還包括《照相師》《過昭關》《英歌魂》等13部影片。放映這些電影，片方不參與分賬，貓眼電影、淘票票等平臺還會給電影院額外的線上補貼。

《柔情史》還剩半小時開場，19歲的崔瀚文站在空無一人的萬達影城柜臺前，知道今天的票是買不到了。

他在廣州一家工廠做流水線工人，特意向老板請了一天假，“就想來見證一下”。崔瀚文是個影迷，即便是《柔情史》這樣小眾的文藝片，相關信息仍然信手拈來。

這半年來，崔瀚文湖南老家的電影院一個接一個地倒閉。6天前聽到復工消息后，他很興奮地在豆瓣主頁上寫了一句：我在廣州，是不是可以見證第一批電影復工?崔瀚文隨身的背包里裝著一本安德烈·馬爾羅的《人的境遇》。他說，這是一部婁燁正在籌備的電影原型著作，“很難買，找了很久才找到”。

崔瀚文正在努力攢錢。他說自己打工收入不高，除去看電影、買書籍，準備花五年的時間攢齊學費，考上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艱難重啟

聽到影院復工消息時，林揚正頂著烈日在小區安裝口罩自動售賣機。

去年9月，林揚和4位股東合伙在四川某鄉鎮開了家影院，結果年底遇上疫情，只得靠打零工維持生活。7月16日這天，他按往常時間下班，只是走前告訴老板：我辭職了。

林揚沒有回家，他直奔自己的電影院，一口氣把門口貼著的停業公告鏟了個干凈。

王一帆則激動到忘了吃晚飯。

7月16日收到復工公告后，廣東佛山某連鎖電影院經理王一帆立刻告知8位工作人員，晚飯后去影院開會討論復工事宜。“大伙很興奮，我五點半打的電話，6點10分大家都回來了。”

會一開，王一帆激動不起來了。他所在的影院共五個影廳533個座位，近半年一直處于停業狀態，“靠我們現在的8個人，搞衛生就要搞3天，再加上設備維護和調試，這幾天都要加班”。

開會的原本應該是30人，疫情至今，只留下8人在崗。王一帆很快意識到，人手不夠是他面臨的最大難題。賬是這么算的：售票處及食品銷售窗口暫停，能省下5―6個人手，排片時間減半，也能夠省下放映員的人手安排。但更加嚴格的衛生要求，導致保潔人員的素質要求和工作強度明顯加大。“復工的人員缺口，起碼有5―6個人。”

鏟干凈停業公告的林揚坐進自己的電影院，心情也漸漸從激動轉為低落。

停業時，他每隔2―3天就去一趟影院做保養。偌大的影廳里，經常只有他一人坐著發呆，那時候想的是什么時候復工，現在想的是怎么應付支出。“只要一復工，各種費用馬上就來了，還不知道會是什么情況。”停業期間，林揚的電影院累計欠下房租近18萬元，水電費6000元，還有部分員工的工資尚未結清。

“停業期間，我連做夢都是影院重新開張，但真到了這一天，壓力反而大起來了。”佛山一家私人電影院老板于金平說。

7月17日，于金平的電影院已經完成隔離座位的相關安排，但坐在空無一人的放映廳里，他仍在考慮是否要重開影院。

由于啟動條件相對苛刻，一些電影院面臨虧損風險。“雖說復映影片的票房大部分給了影院，片方分賬的比例有限，但復映影片的票價可能只有10元左右，不可能達到正常30多元的票價。”在于金平看來，小型私人影院本身的生存空間就比連鎖影院小，再加上停業半年的資金壓力，“這樣的票房流水，對應只能開一半的場次和30%的上座率，可能只夠覆蓋我的水電鋪租成本。”

復工前，于金平每個月的虧損主要來自租金水電以及設備的維護成本，“員工基本上都已經辭退了，就靠家里人幫忙給設備充一下電，我自己每天都回來這里搞一下衛生，基本上沒有什么人力成本支出”。

如果影院重啟，于金平至少需要聘請10名員工，意味著每月支出要增加5萬―6萬元。“原來每個月可能虧個3萬―4萬元，復工后倒要虧個5萬―6萬元了。”

7月20日這天，于金平的影院沒有開張。

電影是什么？

“我們被疫情壓抑得太久。來看電影，是想證明我們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金睿天甲影業副董事長莫爭如此總結影院復工的第一天。

“艱難對行業來說是共同的艱難，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毒舌電影聯合創始人兼主編陳植雄反問，“這次停擺讓每個電影人反思，電影對你來說究竟是什么? ”

電影究竟是什么?

電影是羅罔極重啟人生的支點。2018年，因為一篇《邪不壓正》的影評，他被邀請進姜文的飯局。在朋友圈里，他記錄了姜文給自己抬輪椅的細節。電影為羅罔極取得了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他成立了工作室，買了新房，甚至開始征婚。

對羅罔極和東仔來說，電影記錄人生也改變人生;對林揚、王一帆和于金平來說，電影是一份安身立命的事業;而對于一個時代來說，電影是人類共同的回憶。

2020年前三個月，全國注銷的影院類企業共2000余家;但另一方面，4—6月，全國新注冊的影視公司同樣破歷史紀錄。

截至7月15日，天眼查顯示，我國今年上半年新增企業名稱或者經營范圍含“影院、劇院、劇場、電影放映、演出”的企業超過4.7萬家，其中4月和5月新增相關企業數量均過萬家。

作為老電影人，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廣東省電影行業協會榮譽會長趙軍見證了中國電影業40年間的成長。

趙軍指出，其實早在疫情前，電影市場就已出現單張銀幕、單家影院收入下降的趨勢，暴露出電影院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他認為，復工后，中國影院的發展方向將出現分化：“一些往社交型影城方向發展，出現‘生活館’模式，開展各種流量導入;另外一些影院在競爭中將越來越窘迫，慢慢走向衰退。”

資本對復工后的影業前景仍然頗為看好。《中原證券》近日的分析報告指出，復工前期受觀眾情緒、上座率、消殺成本等諸多不確定因素影響，影院需要一定時間方能恢復到正常的經營狀態;但隨著復工的持續推進，觀眾、影視公司對行業恢復信心，國內電影市場預計會呈現反彈趨勢。

廣州冠京影視項目總監鄧翔升則認為，電影從沒離開過。“疫情期間，很多普通人拍攝、剪輯并得到自發傳播的紀錄片、小視頻，這些算不算電影?電影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陪伴著我們。

截至7月20日晚11點，全國影院總出票15.2萬張，票房共計351.1萬元，其中，新片《第一次的離別》的綜合票房就占了144.62萬。當日總體場均人次大概在20人左右，上座率不足20%。

人類窮畢生之力，輕叩那個夢幻世界的門扉。

(實習記者郭瑞嬋對此文亦有貢獻，文中林揚為化名)